| 词汇 | 权利 | 正文 | 一九九四年秋天 詹俊祥字江枫 太原是山西省的政治文化中心，而迎泽公园却成了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早晚休息娱乐的中心。在这里你可以随时随地看到省委、省政府和太原市委，市政府的头面人物。不过，大干部见多了也就没什么新鲜的了。 我的习惯一向是早晚都要到公园溜达，虽然经常见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，也只是偶尔和他们聊上几句。当地的领导一般情况下是不和当地人谈心的，因为他怕言多必失。而我是外地口音，所以他们还是乐意和我交流。只要你说谎说得科学，他们还是很乐意和你说说他们的心里话。当然，这是一开始的情况。后来他们知道我也和他们一样在为这方土地服务时，他们也就慢慢地疏远我了。我知道，他们之所以疏远我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事情或许太多了…… 时隔九年后，太原同样进入了秋季，并州南路225号的社会科学院大楼独领并南风骚。说它独领风骚，是因为在并州南路它是唯一座最高的大楼。《集体经济导报》社占去了整个七楼，报社是社科院办的。社长是聘请的，副社长由社科院副院长陈应祥兼任，贾云峰是名义上的社长，而真正的掌权人却是陈应祥。我在这个报社已经干了六年，三年编辑，三年记者。那时的山西省委省政府自王茂林，王森浩调离后；胡富国便掌管了全省大权，而省委宣传部则由候武杰继任部长。 胡富国上台后的三把火，却苦了我们这些搞新闻的。全省国营经济转集体经济，民营经济；已经成为了山西九十年代初期的重中之重。在胡书记的倡导下，山西全省首次掀起“千村万乡奔小康”系列工程。这三把火表面上是烧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，而实际却是冲着各地市县的一把手去的。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，三把火把各地市县的负责人烧了个规规矩矩…… 胡富国的“父老乡亲，”一时间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见面语。胡书记的口号喊到哪里，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就跟到哪里。一切服从于党，一切服从于人民的需要；当我真正的走进乡亲们的生活时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小丑。与其说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倒不如说是在为某个人的政绩献身。我真想狠狠的抽上自己两巴掌，可脸毕竟没有长在别人的脸上。 走进农村采访，让我看到了很多，很多的；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画面。老百姓的希望，其实就是能够有个稳定的生活。他们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，他们既不想升官发财，更不想富可敌国。一日三餐是他们最高的夙愿，仅此而已…… 而我们的政府官员呢？他们又在想什么？他们当了乡镇干部还想当个县市大官。当他们当上后呢？却又想着怎么才能捞个省委官儿当当。他们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吗？非也。权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为所欲为，就是无所不能，他们把这叫做“官场厚黑学。”千村万乡奔小康系列采访结束了，而我却完全没有了生活激情。看到太多的，令人伤感的事情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新决定。我计划顶多再干两三年，等条件成熟了，人脉方圆后就辞职。与其为别人唱赞歌，一月拿那么几百元，还要看领导的脸，倒不如做个顺民；完全无需别人来指手划脚。 一九九四年的秋天，我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四川。伴着初秋的蝉声，我在太原乘上了185次开往四川的列车。列车穿过村庄，跨过黄河一路南下。车厢里拥挤得像肉饼，记者在那个年代已经成为无冕之王。看着售票大厅那拥挤的情景，我亮出盖有新闻工作者的挂牌，还有记者证，工作证往售票窗口一放，售票员立马乌云见晴天……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十七个年头，十七年里，人们有了钱，但却没了脊梁骨。为了钱，亲情已经淡化，朋友不再真诚；而工作的目的已经完全被工资的多少所演绎。当然，我也不例外了。热情，认真，都成为工资多少和付出多少的计量器。 列车离开山西进入陕西华县，列车员开始检票，前面8号车厢一位四十开外的打工妇女，因为没有钱买去往成都的全程票；列车员要她补票，她却苦苦哀求。她的哀求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，反而招惹了麻烦。 乘警见她哆嗦，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两巴掌。只听到啪啪，啪，女人的左右脸被打得青红分明。前后车厢的人都抬起头看热闹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 列车长看上去比乘警还横，他指着那位我的乡友说：“你没钱不在家好好种地，跑出来混车玩吗？给我拉下去。把她交给华县铁派罚款，让他家里来人交钱。”两个乘警拖着她就要下车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“不就是补个票吗”我上前亮出身份，“同志，有话好好说，有事想办法解决嘛。干嘛这样呢？”乘警气呼呼的冲着我说：“管你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这样吧，她出来打工不容易，她的票我给她补。”乘警没有说话，他呆呆地望着我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眼里绽放的是愤怒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老乡眼里那无言的感激之泪。人性的善恶，居然在钱的面前黑白分明。看着我的老乡，望着眼前的乘警，我在心里问自己；谁给他们对老百姓那么残酷的权利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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