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体会到寸土难求
（1967年冬－1968年春）
1967年冬，家庭住房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家想动手建房。建房得有地基，父亲叫我打了一份报告，送到公社去审批。
我们先选中村口路边的一片荒坡。报告送到公社，答复“那是公地，不能给私人建房”。既然公地不能给私人建房，那么“私地”应该可以吧！我们这样推测着。于是，在附近换一块旱地，再请示，公社还是不同意，而且没有说明理由。
1968年开春，我们把目光转回村里。“中议第”前东侧是鱼塘，塘沿是社员的自留地，其中有我家的和巧伯的。巧伯好商量，同意把菜地换给我们，但面积太小。我们又跟相邻的户主联系，那些户主却不肯。
房前屋后不可能，目标只能转到山上。经过仔细观察，发现西山有个去处。那山脚有座大坟和层层旱地、旱田，地势高，土质瘠瘦，不宜种植。那农地有一半是我家的，如果将另一半换过来，再迁走那坟，从半山斩下去，就能推出一块平地。
我们跟另一半农地的户主商量。因为交换的条件优越，她同意了。
新的问题是：清基的泥土放哪里？左为陡坡，右是菜地，背靠后山，面临旱田。眼看成千方黄土无处堆放，真急死人！
有人提醒：看能不能堆放到旱田里？于是，我们跟队长表明我们的意见：刨起表土，底下垫一层生土，再复回表土，照样可以栽种。队长想，那旱田反正荒着，初步同意了，但他说还要看大家的意见。于是，我们拟就一份协议，挨家挨户征求意见，大家表示同意并签了字。
接着就处理那座大坟。那是我村七世祖的坟墓。我们把所属户主请来，说明意思：把坟迁葬，以后每年由我们负责祭祀。那坟本来几十年都没人祭祀了，好些人根本不懂得这墓地。听了我家的意见后，大家基本同意，但是提出：墓址要安在我们新房的后坎上（颇有为难之意），要先安葬后清基，老坟拆下来的石头折价60元卖给我们，当场兑现。我们觉得还能接受，就定了下来。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到春耕前，地皮问题总算基本有了着落。我们再向公社申请，但是这时因为公社里头“红字派”、“革字派”斗得很激烈，出现无政府状态，群众也不知道该找谁办事，于是，我们也把审批的事搁置下来，开始清基了。
这时，我深深感到，想求别人转让土地，真是“寸土难求”！
后来，因为到处都有人建房，也常听说“寸土难求”的例子：有的人家，因为寸土之差，房屋勉强构建起来，却不理想；有的因为寸土之争，闹得脸红耳赤，甚至结仇。由此可见，地皮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父亲还给我们讲述了我姓祖先建房求地的故事：乾舍公和某人原是好朋友，乾舍公还经常请他吃喝。乾舍公建房时，想求他一丘田作门坪，那人却不肯。乾舍公愿意用排满一丘田的银元跟他买，他还是不肯。乾舍公没法，只得把地基向后山拓展，将就着把房子盖起来。结果，新房子因后山太高，逼得太近，光线很弱，三层楼房有两层不能住——白天都得点灯。这时，那人却又把那丘田白送给乾舍公。后来乾舍公想推倒重建，无奈土石、木料无处堆放，只得作罢。两人之间的友情也从此断绝。
这件事很发人深省：过去“寸土难求”，不仅仅是因为土地资源宝贵等客观的因素，还有人性的善恶、胸怀的宽窄、目光的远近等人为的因素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时过境迁，现在却不同，同样的地皮问题，一些人要得到易如反掌，一些人要得到却千金难买；一些人因为土地问题成了暴发户，一些人因为土地问题成了“钉子户”……总的来说，现在的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：哪怕是肥沃的良田还是翠绿的青山，只要一纸公文，说征就征；不管是千年古宅还是刚建的新居，只要一声命令，说拆就拆——今天还是祖传的宅基地，一夜之间可能变成“国家的黄土”…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！
2011-7-19 |